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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贵国三位商贾不幸罹难，本大臣闻之亦深为痛惜。杀人偿命，天经地义。前次曾中堂所判四名凶犯斩立决，乃为彰显我朝廷律法之严明，对贵国生命财产之尊重。”他话锋一转，带着几分推心置腹的忧虑，“然，本大臣细查案卷，此四人行凶之具体情状，是否皆有必死铁证？亦或在群情汹涌、乱象之中，有误伤、错认之可能？若仓促行刑，日后万一有确凿反证，岂非有损两国长久之交谊，更伤及沙皇陛下仁慈公正之声誉？”
孔气是个典型的务实派，他更关心的是白花花的赔偿银子能否尽快、足额地落到俄国口袋。
对于那四个“暴民”的生死，他并无罗淑亚那种近乎偏执的“血债血偿”需求。
李鸿章这番话，既给了俄国面子（尊重生命、律法严明），又巧妙地暗示了“错杀”可能带来的外交风险（有损沙皇声誉），更挠到了孔气最关心的痒处——别因为几个无关紧要的“暴民”的生死，耽误了真正的赔偿谈判！
孔气放下茶盏，灰色的眼珠里闪过一丝精明：“李中堂思虑周详，令人敬佩。鄙国政府之要旨，在于为不幸遇害之国民讨回公道，并确保此类惨剧不再发生。
至于具体执行方式……只要贵国能体现足够的诚意和效率，使逝者家属得到应有抚恤，鄙国政府亦愿秉持务实与建设性之态度。
” 这几乎就是默许了李鸿章对俄案“重赔偿、轻人命”的处理方向。
李鸿章心中了然，面上笑容更盛：
“领事阁下深明大义！请放心，抚恤一事，本大臣定当秉持最大诚意，力求公允、迅速。” 俄国的堤坝，率先稳固。
几乎与此同时，李鸿章的另一位得力助手盛宣怀，正穿梭于英、美领事馆之间。他的谈话策略更为直接。
面对英国领事，盛宣怀着重强调：“此次贵国讲书堂被焚，实乃暴民受谣言蛊惑，迁怒于无辜。此点，我中堂大人与朝廷皆深表痛心与歉意。
然细究根由，法领事丰大业当日举止暴戾，率先开枪伤我朝廷命官家仆，实为激化事态、点燃群愤之导火索。此点，英吉利素以公义着称于世，想必亦能明察秋毫。”
他巧妙地将英美的损失与法国的挑衅行为挂钩，暗示英美若一味追随法国强硬，等于变相为丰大业的暴行背书，有损其“公正”形象。
而对美国领事，盛宣怀则更多地谈及“商贸大局”和“未来合作”：“教案虽痛，终为一时之不幸。中美商利，源远流长，实乃长远之根基。李中堂极愿与贵国携手，妥善处理赔偿事宜，尽快翻过此篇，重启商埠繁荣，于两国商民皆为大利。” 他精准地抓住了美国当时对华政策中更侧重经济利益的脉搏。
英、美领事虽然态度谨慎，但面对李鸿章方面主动释放的“区分对待”、“愿意单独协商赔偿”的信号，以及盛宣怀点出的“法国挑衅责任论”和“共同商业利益论”，他们强硬的态度明显有所松动，不再像之前那样紧紧捆绑在法国的战车上。分化的种子，已然埋下。
当罗淑亚终于硬着头皮，在约定的“质证”日期来到谈判桌前时，等待他的是一场精心准备的“证据秀”。
李鸿章方面准备的卷宗和证人证词，条理清晰，指向明确：丰大业在通商衙门如何咆哮失态、如何拔枪射击刘杰家仆（甚至有当日在场的通商衙门书吏作证）；
教案爆发时的混乱场景，暴民冲击主要源于对迷拐幼童谣言的恐惧，并无任何证据显示三位官员事前组织或现场煽动；
特别是针对罗淑亚最想置于死地的陈国瑞，李鸿章直接甩出了数份案发时陈国瑞根本不在天津城内的铁证（营中值班记录、同僚证言），彻底洗刷了罗淑亚强加给他的“煽动主谋”罪名。
罗淑亚面如死灰。他手中那份薄薄的、证人名字语焉不详的指控清单，在李鸿章这边如山的人证物证面前，显得如此可笑和无力。
他试图咆哮，试图以“外交抗议”来掩饰自己的理屈词穷：“李中堂！你这是狡辩！是包庇！是对法兰西尊严的践踏！你必须交出那三个官员！”
李鸿章稳坐如山，神色平静，甚至带着一丝悲悯。他不再引用西方法条，而是用最直接、最符合中国人伦天理的话回应：
“公使阁下，领事丰大业，身为外交官，不谨言慎行，反在我衙署拔枪行凶，击伤朝廷命官仆役。此乃衅自我开，咎由自取！我朝已严惩杀人凶手十余人，此乃杀人偿命之公理！至于我官员，张光藻、刘杰，身负守土之责，未能及时弹压暴乱，自有朝廷律法追责其失职之罪，然罪不至死！陈国瑞将军，案发时不在城中，与此案无涉，岂能无辜受戮？公使阁下若执意要我无辜官员之头，试问天理何在？公义何存？我大清亿万子民，又岂能答应？届时天下汹汹，玉石俱焚，恐非贵国与公使阁下所乐见！” 这番话语，铿锵有力，掷地有声，既讲明了事实（丰大业挑衅在先），又摆明了底线（杀人者已偿命，官员罪不至死），更发出了隐含的警告（民愤难平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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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淑亚被驳得哑口无言，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只能徒劳地重复着“抗议”、“法兰西的尊严”等空洞字眼。他精心构建的绞索，此刻竟牢牢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。
谈判不欢而散。气急败坏的罗淑亚连夜赶赴北京，试图绕过李鸿章，直接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施加最高压力。
然而，他万万没想到，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欣和文祥等大臣，似乎也深得李鸿章“真传”。面对罗淑亚的咆哮，他们或是一脸无奈地表示“此案已全权委于李中堂，我等不便置喙”。
或是顾左右而言他，大谈天气、琐事，再不然就是一脸诚恳地承诺“定当催促李中堂加紧办理”，却始终不给一句实质性的答复。连续数日，罗淑亚如同撞进了一团巨大的棉花里，空耗精力，毫无进展。这种官僚体系炉火纯青的“推”、“拖”之术，让习惯了直来直去的罗淑亚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“绝望”（Desperate）。
就在罗淑亚在京城的官场迷宫中疲于奔命、焦灼万分之际，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，通过刚刚连通不久的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