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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贵国三位商贾不幸罹难,本大臣闻之亦深为痛惜。杀人偿命,天经地义。前次曾中堂所判四名凶犯斩立决,乃为彰显我朝廷律法之严明,对贵国生命财产之尊重。”他话锋一转,带着几分推心置腹的忧虑,“然,本大臣细查案卷,此四人行凶之具体情状,是否皆有必死铁证?亦或在群情汹涌、乱象之中,有误伤、错认之可能?若仓促行刑,日后万一有确凿反证,岂非有损两国长久之交谊,更伤及沙皇陛下仁慈公正之声誉?”
孔气是个典型的务实派,他更关心的是白花花的赔偿银子能否尽快、足额地落到俄国口袋。
对于那四个“暴民”的生死,他并无罗淑亚那种近乎偏执的“血债血偿”需求。
李鸿章这番话,既给了俄国面子(尊重生命、律法严明),又巧妙地暗示了“错杀”可能带来的外交风险(有损沙皇声誉),更挠到了孔气最关心的痒处——别因为几个无关紧要的“暴民”的生死,耽误了真正的赔偿谈判!
孔气放下茶盏,灰色的眼珠里闪过一丝精明:“李中堂思虑周详,令人敬佩。鄙国政府之要旨,在于为不幸遇害之国民讨回公道,并确保此类惨剧不再发生。
至于具体执行方式……只要贵国能体现足够的诚意和效率,使逝者家属得到应有抚恤,鄙国政府亦愿秉持务实与建设性之态度。
” 这几乎就是默许了李鸿章对俄案“重赔偿、轻人命”的处理方向。
李鸿章心中了然,面上笑容更盛:
“领事阁下深明大义!请放心,抚恤一事,本大臣定当秉持最大诚意,力求公允、迅速。” 俄国的堤坝,率先稳固。
几乎与此同时,李鸿章的另一位得力助手盛宣怀,正穿梭于英、美领事馆之间。他的谈话策略更为直接。
面对英国领事,盛宣怀着重强调:“此次贵国讲书堂被焚,实乃暴民受谣言蛊惑,迁怒于无辜。此点,我中堂大人与朝廷皆深表痛心与歉意。
然细究根由,法领事丰大业当日举止暴戾,率先开枪伤我朝廷命官家仆,实为激化事态、点燃群愤之导火索。此点,英吉利素以公义着称于世,想必亦能明察秋毫。”
他巧妙地将英美的损失与法国的挑衅行为挂钩,暗示英美若一味追随法国强硬,等于变相为丰大业的暴行背书,有损其“公正”形象。
而对美国领事,盛宣怀则更多地谈及“商贸大局”和“未来合作”:“教案虽痛,终为一时之不幸。中美商利,源远流长,实乃长远之根基。李中堂极愿与贵国携手,妥善处理赔偿事宜,尽快翻过此篇,重启商埠繁荣,于两国商民皆为大利。” 他精准地抓住了美国当时对华政策中更侧重经济利益的脉搏。
英、美领事虽然态度谨慎,但面对李鸿章方面主动释放的“区分对待”、“愿意单独协商赔偿”的信号,以及盛宣怀点出的“法国挑衅责任论”和“共同商业利益论”,他们强硬的态度明显有所松动,不再像之前那样紧紧捆绑在法国的战车上。分化的种子,已然埋下。
当罗淑亚终于硬着头皮,在约定的“质证”日期来到谈判桌前时,等待他的是一场精心准备的“证据秀”。
李鸿章方面准备的卷宗和证人证词,条理清晰,指向明确:丰大业在通商衙门如何咆哮失态、如何拔枪射击刘杰家仆(甚至有当日在场的通商衙门书吏作证);
教案爆发时的混乱场景,暴民冲击主要源于对迷拐幼童谣言的恐惧,并无任何证据显示三位官员事前组织或现场煽动;
特别是针对罗淑亚最想置于死地的陈国瑞,李鸿章直接甩出了数份案发时陈国瑞根本不在天津城内的铁证(营中值班记录、同僚证言),彻底洗刷了罗淑亚强加给他的“煽动主谋”罪名。
罗淑亚面如死灰。他手中那份薄薄的、证人名字语焉不详的指控清单,在李鸿章这边如山的人证物证面前,显得如此可笑和无力。
他试图咆哮,试图以“外交抗议”来掩饰自己的理屈词穷:“李中堂!你这是狡辩!是包庇!是对法兰西尊严的践踏!你必须交出那三个官员!”
李鸿章稳坐如山,神色平静,甚至带着一丝悲悯。他不再引用西方法条,而是用最直接、最符合中国人伦天理的话回应:
“公使阁下,领事丰大业,身为外交官,不谨言慎行,反在我衙署拔枪行凶,击伤朝廷命官仆役。此乃衅自我开,咎由自取!我朝已严惩杀人凶手十余人,此乃杀人偿命之公理!至于我官员,张光藻、刘杰,身负守土之责,未能及时弹压暴乱,自有朝廷律法追责其失职之罪,然罪不至死!陈国瑞将军,案发时不在城中,与此案无涉,岂能无辜受戮?公使阁下若执意要我无辜官员之头,试问天理何在?公义何存?我大清亿万子民,又岂能答应?届时天下汹汹,玉石俱焚,恐非贵国与公使阁下所乐见!” 这番话语,铿锵有力,掷地有声,既讲明了事实(丰大业挑衅在先),又摆明了底线(杀人者已偿命,官员罪不至死),更发出了隐含的警告(民愤难平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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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淑亚被驳得哑口无言,脸色一阵青一阵白,只能徒劳地重复着“抗议”、“法兰西的尊严”等空洞字眼。他精心构建的绞索,此刻竟牢牢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。
谈判不欢而散。气急败坏的罗淑亚连夜赶赴北京,试图绕过李鸿章,直接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施加最高压力。
然而,他万万没想到,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欣和文祥等大臣,似乎也深得李鸿章“真传”。面对罗淑亚的咆哮,他们或是一脸无奈地表示“此案已全权委于李中堂,我等不便置喙”。
或是顾左右而言他,大谈天气、琐事,再不然就是一脸诚恳地承诺“定当催促李中堂加紧办理”,却始终不给一句实质性的答复。连续数日,罗淑亚如同撞进了一团巨大的棉花里,空耗精力,毫无进展。这种官僚体系炉火纯青的“推”、“拖”之术,让习惯了直来直去的罗淑亚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“绝望”(Desperate)。
就在罗淑亚在京城的官场迷宫中疲于奔命、焦灼万分之际,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,通过刚刚连通不久的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