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; 天津教案的漩涡中心，法国驻华代理公使罗淑亚（Rochechouart）的行辕内，气氛却带着一种刻意维持的傲慢与焦躁。
这位肩负着为丰大业复仇、为法兰西找回“尊严”使命的外交官，此刻正烦躁地踱步。
清廷的第一次奏结如同隔靴搔痒，区区十五颗“暴民”的头颅和些许赔偿，远不能满足巴黎和天主教会那嗜血的胃口。
他需要更高级别的鲜血来祭奠——天津知府张光藻、知县刘杰、
带兵弹压的记名提督陈国瑞，这三人的头颅，必须悬挂在天津城头！
唯有如此，才能震慑这些“野蛮的东方人”，才能向国内证明他罗淑亚的手段。
他精心收集的“证据”，是撬开清廷头颅的三根钢钎。
几个面孔模糊的证人证词被反复审阅——有在洋行当差的买办，有在码头混迹的包打听，甚至还有一两个当时混乱中躲在角落的传教士杂役。
他们言之凿凿，将教案爆发的责任一股脑地推给那三位未能“有效弹压”甚至“暗中纵容”的中国官员，尤其是那个脾气火爆的武将陈国瑞，被描绘成煽动暴民的幕后黑手。
“公使阁下，”翻译小心翼翼地呈上刚收到的密报，“新任钦差大臣李鸿章，已抵达天津，入住北洋通商大臣衙门。”
罗淑亚嘴角撇出一丝轻蔑的冷笑：“李鸿章？曾国藩的学生？
哼，换汤不换药！清国人惯用的把戏，以为换个面孔就能敷衍伟大的法兰西？
准备好我们的要求清单，特别是那三个官员的名字，必须用最严厉的措辞重申！
我要让这位李大人明白，在法兰西的愤怒面前，他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！”
他想象着李鸿章在那些“证据”面前惊慌失措、最终屈服的模样，仿佛已看到那三颗头颅滚落的场景。
北洋通商大臣衙门的书房内，灯火彻夜长明。李鸿章并未立即召见罗淑亚，他需要时间，更需要“子弹”。
案头堆满了关于此案的所有卷宗，包括曾国藩初审时的所有记录、人犯口供、现场勘验的零散碎片。
薛福成则搬来了厚厚的几部西方法律典籍，特别是关于刑事诉讼、证据规则的章节，被用朱笔细细标出。
“中堂请看，”薛福成指着一段译文，“西方法律极重‘直接证据’与‘证人可信度’。
罗淑亚指控张、刘、陈三位大人，尤其是陈提督煽动暴乱，仅凭几个身份暧昧的买办、混混之言，此乃典型的‘传闻证据’（Hearsay），在彼国法庭上亦难采信！其指控之薄弱，漏洞百出。”
周馥则从刑名角度分析：
“丰大业先至通商衙门咆哮，后又悍然向朝廷命官刘杰开枪，击伤其家仆，此乃卷宗与众多人证一致确认之事实。西人所谓‘正当防卫’、‘激于义愤’，此情此景，如何不能为我所用？罗淑亚避重就轻，只字不提丰大业挑衅行凶在先，专责我官员弹压不力在后，此乃倒因为果，强词夺理！”
李鸿章凝神听着，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，眼神越来越亮。
一个清晰的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策略逐渐成形。
“好一个‘用子之矛，攻子之盾’！”他猛地一拍桌案，“
他罗淑亚不是口口声声讲证据、讲法律吗？那我们就用他洋人的规矩，堂堂正正地打回去！福成，立刻草拟一份正式照会，致罗淑亚公使。”
次日，这份措辞严谨、引经据典的照会送达罗淑亚案头。
核心要求只有一点：为查明罗淑亚公使所提严惩张光藻、刘杰、陈国瑞三位官员之要求的真实性与合理性，请公使阁下务必于三日内，提供指控所依据之全部直接、可靠证人及其书面证词原件，以便中方进行公正、公开的“中外联合质证”。
照会末尾，李鸿章特意引用了薛福成翻译的西方法律条文，强调“无证据则无指控”的基本原则。
这份照会像一块巨石投入罗淑亚精心维持的平静假象。
他拿着照会，脸色由红转白，手指微微发抖。公开质证？提供可靠证人？他那些见不得光的“证人”——洋行买办赵七，此刻已被天津道秘密“请”去“协助调查”，音讯全无；包打听孙秃子，据说拿了笔银子回乡下“养病”去了；连那两个传教士的杂役，也被教会以“保护安全”为由隔离起来，拒绝再与法国公使馆接触。
一夜之间，他手中的“王牌”证人竟如阳光下的露珠，消失得无影无踪！
“卑鄙！无耻！”罗淑亚将照会狠狠摔在桌上，对着翻译和秘书咆哮，“这是阴谋！是李鸿章设下的圈套！”
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慌。没有证人，他的指控就成了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，在“证据法”的规则下不堪一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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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鸿章这招釜底抽薪，精准地捏住了他的七寸。
就在罗淑亚因“证据危机”焦头烂额之际，李鸿章的反击已如潮水般展开。
他并非仅仅被动防御，而是主动出击，利用列强间的罅隙，开始构筑他“分而治之”的堤防。
三口通商大臣衙门内，气氛与罗淑亚处的焦躁截然不同。
李鸿章正与俄国驻天津领事孔气（K. A. Skachkov）进行着一场看似平和、实则暗藏机锋的会晤。精致的官窑盖碗茶飘散着清香。
“孔气领事阁下，”李鸿章笑容可掬，语气诚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