;这些措施虽然基于错误的"瘴气理论"，但客观上减少了一些传播机会。
"从今日起，各营务必做到：饮水必沸，食物必熟，便溺有定处，死者即焚化。违者，军法从事！"
曾国荃的命令被传达到每个帐篷。士兵们虽然不理解其中的科学原理，但在死亡威胁下不得不严格遵守。
与此同时，曾国藩在安庆后方也全力支援。
他派出了所能找到的所有军医和郎中去往前线，并四处搜购药材。在给友人的信中他写道："九弟处疫气盛行，死亡相继，实为忧虑。现多方购求避瘟丹、诸葛行军散等药，星夜解往。"，这些药物对霍乱本身效果有限，但至少提振了军心。
民间社会也自发形成了各种应对机制。一些未受疫情影响的村庄自发封锁道路，禁止外人进入；
宗族组织将祠堂改为临时医所；寺庙道观则提供符水和避疫仪式，在苏州，地方士绅潘曾玮等人设立了"施医局"，免费为贫民诊治，虽然疗效不彰，但至少提供了心理慰藉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这场灾难中，不同社会阶层受害程度差异显着。
富裕阶层可以通过迁移居所、使用相对干净的水源和雇佣私人医生来降低风险；而贫民拥挤在肮脏的棚户区，共用污染的水井，死亡率高出数倍。
这种不平等在湘军中也存在——军官有单独的营帐和专用饮水，而普通士兵挤在通铺上，导致后者感染率明显更高。